一幅清內府珍藏的西方地圖
1698年，供職清廷，為康熙帝講授數學、天文等課程的法國籍傳教士，“國王數學家”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年）自巴黎返華，并帶回了圖籍、科學儀器等來自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禮物。在這些禮物中，有巴黎最新刊印的世界圖及大洲圖，其中一幅《亞西亞洲圖》格外引人注意。
清宮本《亞西亞洲圖》（局部），原圖藏于中國之一歷史檔案館
為便于康熙帝閱讀，圖中以法文標記的圖說被譯為漢文，重要地名、山川河流、國名及與清廷關系尤為重大的“祖宗之地”等以黃簽貼注漢譯，詳加闡述。康熙帝閱后，原圖被留存于內府，后幾經輾轉，現藏于中國之一歷史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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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西亞洲圖》完成于1696年。圖的四周，遵循當時歐洲繪圖的傳統，繪有大量插畫，并注文介紹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人種、文化習俗、物產等內容。
該圖所繪內容集中展示了當時法國乃至歐洲對世界地理的認知情況。有關東亞的繪法及內容，表明當時正致力于全球擴張的法國對東方世界尤其海路相關信息的關注與熟識。同時也反映了居留中國的傳教士群體，尤其是受路易十四委派來華的法國傳教士，他們傳回歐洲的信息迅速地轉化為公共知識，為制圖學界所接受，并很快體現在地圖中。
《亞西亞洲圖》的作者
《亞西亞洲圖》標注的繪制者為Par N.de Fer Geographe de MONSEIGNEUR LE DAUPHIN，即尼古拉?德?佛爾（Nicolas de Fer，1647?―1720年），他的父親Antoine de Fer也是一名制圖師。德?佛爾自小接受地圖繪制訓練，12歲時作為學徒追隨Louis Spirinx學習銅版雕刻，23歲時完成個人之一幅“記名”地圖作品――C *** du Midi。
法國制圖師尼古拉?德?佛爾畫像
彼時的巴黎，“沙龍文化”盛行，宮廷與貴族贊助啟蒙學者、藝術家成為風尚，地理學者、著名制圖師也是這種風尚的受益者，德?佛爾也不例外。他憑借著雕版、制圖的特長，為國王與宮廷服務。
1689年，法國在向東部萊茵河地區擴張其所謂“自然疆界”的過程中，德?佛爾以一幅Franche-Comté（《弗朗什―孔泰地區圖》），將“軍事征服的榮耀歸于波旁王朝”的意思呈現在地圖上。這種以地圖的形式表現國王及國家意志的“效忠行為”，令德?佛爾得到了豐厚回報，也贏得了王太子的庇護。1690年，德?佛爾獲封Géographe du grand Dauphin（王太子地理學家）。不久，他又為安茹公爵（即后來的西班牙國王腓力五世）服務。
1711年始，德?佛爾成為同時服務于法國、西班牙兩個宮廷的皇家制圖師。1720年，他獲得Géographe ordinaire de sa Majesté Catholique（西班牙國王御用地理學家）頭銜。
德?佛爾作為職業制圖師和皇家御用地理學家，除了那幅被贈送給康熙帝的《亞西亞洲圖》外，還繪制了大量涉及凡爾賽宮廷、巴黎城市與規劃、法國全境、包括北美法屬殖民地在內的法國海外領地以及歐洲、非洲、美洲等相關的地圖，這些地圖充分宣示了法國的主張與存在。此外，他繪制的一幅表現哥白尼“日心說”的太陽系圖，堪稱“路易十四時代法國制圖技術的代表”。
地圖的交流
自17世紀中葉起至整個18世紀，歐洲的地圖繪制中心由荷蘭轉移到法國，巴黎的制圖業“從仿制荷蘭作品到為荷蘭而生產”。地圖作為一種特殊的知識表達形式，正從裝飾性的藝術作品向真實性的科學成果轉變。
然而，這一轉變在18世紀早期尚未徹底完成。彼時的地圖依舊留存了傳統裝飾的痕跡，同時受制于當時地理認識的局限，圖中充斥著真實與想象的雜糅。但這并不妨礙兼具直觀與實用特性的地圖成為統治者關注的焦點。德?佛爾所處的時代，正是路易十四統治盛期，法國將測繪、制圖、印刷以及傳播這些體現國王意志偏好的地圖作為宣示國王及法國榮耀的重要載體而大力鼓勵。
1685年，路易十四欽定以天文觀測見長的耶穌會士洪若（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年）為會長，與白晉、張誠（Jean-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年）、劉應（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年）、李明（Louis Daniel Le Comte，1655―1728年）、塔夏爾（Guy Tachard，1648―1712年）共六人組成傳教士使團，以“國王數學家”之名前往中國。路易十四在他們臨行前下達的敕令中有如下內容，譯文為：
圣恩浩蕩，王威至尊。茲特授N神父（具名）圣職并證明，朕親署此敕書，特授我們的數學家圣職并證明之。朕愿其能以此身份赴印度和中國，進行一切必要的觀測，以完善和探索文藝與科學，以及地理的精確度，確保航海愈加安全可靠。
這些被派往遠東的傳教士肩負著為巴黎科學院提供測繪資料的任務，而像德?佛爾這樣活躍于巴黎的皇家制圖師更是被寄予厚望。路易十四宮廷中的皇家制圖師，嫻熟地運用當時更先進的測繪技術與成果，不斷繪制出反映國家意志和西方社會對世界認知的地圖。
傳教士使團的來華測繪、《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以及白晉等人帶回的《亞西亞洲圖》，觸動了康熙帝，使其認識到測繪地圖的重要性。
1705年，康熙帝命傳教士安多、白晉等就近測繪北京周圍區域及河流。而后，自1708年至1716年完成全國實測。這次規模空前的測繪由白晉等領銜，以其1697年返回法國時所招募的人員，會同明安圖、何國宗等中國技術團隊在內，使用從歐洲引入的最新儀器，運用法國的天文觀測技術，完成了當時世界上規模更大、精度更高的大地測量與地圖繪制。
在這次實測基礎上繪制拼接而成的《皇輿全覽圖》及相關數據，包括后續雍正、乾隆兩朝的補測與更新，經傳教士傳回歐洲后，深刻地影響了之后歐洲關于亞洲尤其是中亞、東亞地區地圖的繪制。1735年，耶穌會士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年）委托法國地理學家唐維爾（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 Anville，1697―1782年）根據《皇輿全覽圖》改繪而成的中國地圖，被收入《 *** 全志》。唐維爾于1737年在荷蘭海牙將這組地圖以地圖集的形式單獨出版，稱為《中國新圖集》。在20世紀之前，該圖集一直作為有關中國及其鄰近地區地理的標準資料，深刻影響著歐洲人的地理觀。而運用經緯網及地圖投影等歐洲地圖繪制 *** 繪制的中國輿圖，如流傳至今的《皇輿全覽圖》，也成為17、18世紀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
《皇輿全覽圖?江南全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