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圖何以絕跡
去年友人王妙發譯的《地圖的文化史》（日本海野一隆著，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出版后，葛兆光兄就問我：中國的古地圖那么豐富，你們為什么不寫點這樣的書？當時頗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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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又看到兆光兄在《明報》上談地圖的文章，更覺慚愧。忝為歷史地理學者，理應重視地圖，但自從寫了《中國古代的地圖測繪》這本小冊子（商務印書館，1998 年版），至今尚未做過這方面工作。有感于兆光兄對地圖文化的關注，先在這方面寫幾則短文。
中國的制作地圖的歷史不可謂不悠久。目前所知西方制圖學的創始人是希臘的埃拉托色奈斯（前276―前196年），在世時間大約相當于中國戰國末至西漢初。而中國已經發現的最早的地圖實物，是出土于天水放馬灘的七幅繪于松木板上的地圖。據鑒定，這些地圖繪制于戰國秦惠文王后期，即公元前4世紀后期，比埃氏要早一百多年。
中國另二幅著名的古地圖是長沙馬王堆出土的，繪在帛上，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比西方制圖學家伊巴谷稍早，比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托勒密早約三百年。
托勒密時代所繪制的地圖一張也沒有流傳下來，只有威尼斯人羅斯散利在1561年按照推想畫了一幅，已是一千多年后的事了。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這兩幅最早的地圖都是從地下挖出來的，而留在地面的，只是北宋末年（公元12世紀初）刻在石碑上的地圖。留傳至今的紙質、絹質地圖，基本都在元朝以后，印刷制作的地圖則年代更晚。像公元3世紀裴秀繪制的《禹貢地域圖》等，早已不知所終了。
當然，地圖不像書籍，識字的人都可以抄錄。要復制一份地圖，除了要有必要的材料和工具外，還得有一定的技藝。在印刷還沒有發明，還沒有進步到可以印制地圖時，地圖的復制和保存比書籍要難得多。一旦原本損失，往往就再也無法恢復。
不過，更主要的原因是，地圖在中國從一開始就被當作權力的象征和政治手段，因而成了統治者的專利。日常治理和開疆拓土離不開地圖，裂土分封或吞并歸降也離不開地圖。
正因為如此，不僅平民百姓與地圖無緣，就是高官顯貴，私藏地圖說不定也有謀反之嫌。明清后的商旅指南一般只有文字，直到今天，普通地圖上還不許畫等高線，比例尺稍大些的地圖就列為“內部”或“機密”。
地圖是誰用的
天水放馬灘地圖出土于墓中，墓主名丹，據研究，此人有很高的文化素養和廣博的知識，還參加過秦伐趙取義渠的戰役。不過那時還是群雄割據的年代，既沒有那么多的清規戒律，君主也管不了那么多。
長沙馬王堆的墓主是一位侯爵，兩幅地圖的內容都與他擔任過的軍政職務有關。
再查一下中國地圖史，原來古代用地圖的，都只是皇帝、文武大臣、外交官。例如：據說象征“九州”的九個鼎上都鑄著各州的地圖――當然是給天子看的。
蘇秦游說趙王時，曾用地圖證明諸侯國的面積合起來是秦國的五倍。藺相如應秦王之邀拿和氏璧去換秦國十五城時，秦王曾拿出地圖指點。淮南王勸漢武帝不要對閩越用兵時，曾用地圖上的距離來說明實際距離很遠。東漢王景治黃河有功，明帝賞給他《禹貢圖》。
光武帝劉秀起兵不久，曾在廣阿城樓上查地圖，看自己占了多少地方。漢朝皇帝分封子弟時，都先在地圖上劃定國界。
著名的地圖學家裴秀是西晉的高官司空，而另一位賈耽則是唐朝的丞相，還當過鴻臚寺卿，負責接待外國使者。總之，與小民百姓無緣。即使到了明清以后，至多增加個別讀書人，但一般限于畫畫歷史地圖，例如給《詩經》、《春秋左傳》配配地圖。或者是修地方志時，根據舊地圖改繪一張示意性的地圖。
倒不是學者一定對地圖不感興趣，實在是沒有機會接觸這類朝廷機密，精確度更高、比例尺更大、內容最詳細的地圖，除了主管的官員和皇帝外，大概誰也看不到，或者根本沒有人看。
清朝學者齊召南寫了一本《水道提綱》，對各個水系、各條主要河流的記載既詳細又準確，備受贊譽。其實齊召南得到了一個可遇不可求的機會，在內府查閱過康熙年間實測繪制的大地圖。
另一方面，自古以來發達的文字也使中國學者更善于或樂于用文字來描繪地理環境，而不是借助于地圖。
古代著名的地理學家中，即使有機會周游各地，投身異域，遠涉重洋，一般也都是用文字來記述，而不是用地圖來描繪。明代的徐霞客、王士性都到過半個中國，傳神地記錄了大量自然、人文景觀，但還沒有聽說他們畫了地圖，或許他們也根本看不到高質量的地圖。
